关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学界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后开始重视，概括起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政治本质上是不相关的，两者之间不存在互动关系，属于科学中性理论，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要从一切意识形态因素中分离出来。第二种观点是“科学—政治”决定论，包含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见解一主张科学对政治起决定作用，简单来讲就是科技专家在政治制度中起决定作用，“专家治国论”(“科技统治论”)就是其中的主要形式。“专家治国论”(英文为technocracy)产生于1932年，认为科学家之间研究、交流和达成一致的科学共识是政策制定的权威基础，在20世纪中后期得到迅速发展，代表人物有加尔布雷斯、丹尼尔·贝尔等。关于“专家治国论”的观点，学术界有过这样那样的批判性分析，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哈贝哈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一书中提出建立科技、政治、公众有机互动的机制[1]110-116。见解二即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产生的，代表人物有拉图尔、福柯等，从相反的角度讨论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认为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建构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决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相比于前几种观点中存在的偏见，第三种观点是相对中立的。此观点认为科学与政治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密切的联系，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这就是“科学—政治”互动论。“科学—政治”互动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默顿和贝尔纳。受到他们的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很多政治学者对科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说所罗门和戈斯顿等。这些学者们虽然理论形式不同，但都认为要在科学与政治之间保持张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于建立科技、政治、公众互动的机制也进行了相关的探讨，2000年至今共有两篇博士论文将科学与政治的交互作用作为研究主题，此外，近两年来也有一些小论文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这些成果主要是从宏观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视角对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研究，笔者在借鉴前人的论点的基础之上，以气候变化议题为切入点，在对“专家治国论”即“科学—政治”互动的线性模型的认识基础之上，探究“科学—政治”互动的协商模型。

一、 气候变化与“科学—政治”互动的两种模型

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在全球变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20世纪气候科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在通过很多努力后得出的一个共识。[2]但是围绕着它一直存在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论：气候变化支持论者和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后者质疑人为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反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历届气候谈判证实，气候变化涉及科学、政治、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国内生态和社会威胁等方面是积极的，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方面扮演着重要参与者的角色。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行解决。为了制定更加合理的科技政策，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政府及政府间的行动。气候变化议题提供了一个考察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良好视角。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即IPCC成立，IPCC提出的科学证据是国际气候政治行动的核心基础。南京大学的戴建平副教授指出，“IPCC 报告的‘科学’共识，实际上是科学和政治协商、妥协的结果”[3]。气候变化议题呈现出复杂的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传统的“科学—政治”互动的线性模型即“专家治国论”提出质疑。根据梁孝等学者的观点，专家治国论把科学技术仅仅理解为工具理性，忽略了人类社会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推动的，而价值理性需要依赖于政治领域的制度建设。[4]

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很多人仍然将科学与政治分离。科学被视作对普遍真理的寻求，代表大公无私的价值观；与之相反，政治则致力于运用权力来控制人们的行为，其中充斥着混乱的利益冲突。这一二元论的划界表明科学与政治之间的清晰划分—换句话说，政治家依据科学专家通过同行评议获取的重要的科学知识来制定明确的政策，然后通过政治行动促进这些政策目标的实现。然而，这一“科学—政治”关系的“线性模型”却面临三个主要的挑战。

第一，运用科学证据来证明政策的正当性，经常具有不确定性。在本议题中表现为，在历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尤其是巴黎会议)中，关于升温目标一直存有科学争议，尚未达成科学共识。“但政治上的博弈和干预显然会牺牲科学上的怀疑或不同观点，从而影响科学自身的完整性和客观性”。[3]第二，在政策实施方面，政治家对某类科学的见解往往比科学家的见解更具有决定意义。比如说特朗普一直对气候变暖持有否定的观点，他在推特上多次对这一观点进行嘲讽，认为这都是专家的“危言耸听”[5]，并以此为依据退出《巴黎协定》。第三，政治家的好恶能够对某类科学的发展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比如说特朗普执政之后，推翻奥巴马时期抑制碳排放的环境政策，气候变化科学基础研究经费也大幅缩水，这样就严重阻碍了美国气候科学的发展。当国家领导人一边倒地支持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观点的时候，他们会错误地抵制控制碳排放、开发新能源等政策，这除了会造成本国公众不能够从这些政策中受益之外，还会对国际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造成威胁。这突出地表现为特朗普对“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全球变暖”这一科学观点的否定态度，对美国公众的切身利益和国际气候治理体制的公正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一“科学—政治”的线性关系过于看重政治家的个人意愿，将科学视作服膺于政治的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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