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学者表示，现今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突破性趋于减弱，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和人类生活水平提升的贡献不似过去那般令人叹为观止。甚至有些研究导向这样的结论：科学发现的成本越来越高，取得革命性成果的难度越来越大。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米科·帕克艾伦（Mikko Packalen）。

科研生产率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合著的《停滞与科研激励》（Stagnation and Scientific Incentives）中提到，科学思想停滞的原因之一是科研激励机制不当。请您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核心内容。

帕克艾伦：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引用率成为评估科研贡献的主要指标，这导致科学家的行为和对科学家的奖励朝着渐进式科学倾斜。渐进式科学重在完善已确立的结论而非探索全新的想法，它并非无用，但当这种类型的科学受到过度青睐时，科学家对新想法的关注度和探究意愿就会下降，重大突破的产生就会停滞。科学研究的生命周期包含三个阶段：探索、突破、渐进式发展。由于科学研究在萌芽阶段发展速度缓慢，早期的探索性工作通常影响力甚微，难以获得高引用率，但它为日后的突破性进展奠定了必要基础。我们的研究从实证角度表明，新颖性和影响力是相关但截然不同的衡量标准，如果将新颖性指标纳入科研评估，更具开创性、更大胆的研究可能会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与经济学教授约翰·凡·里宁（John Van Reenen）等学者针对多个行业、产品、企业进行研究后发现，产生新的科学成果越来越难。从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小幅下降，但有效科研人员数量增加了20多倍。您对此有何看法？

帕克艾伦：一定程度的科研生产率波动并不令人意外，但长达几十年的滑坡不是偶然事件。这表明科研投资转化为实际有用的新知识的过程出现系统性失败。科研生产率降低未必意味着创新越来越难，也许仍有许多重大奥秘有待揭开，只是人们的探索方式不对；也许当今科学家和创新者投入精力的方向与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以前不同。激励因素变化，行为也会随之变化，这一点适用于所有人。随着科研和创新投资日益向渐进式科学倾斜，科学家和创新者为“高风险探索”投入努力的动机就会减弱。

多种因素造成“科学停滞”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激励机制不当外，还有哪些原因导致“科学停滞”？

帕克艾伦：第一个原因是科研人员老龄化。有研究显示，当今科学家的平均年龄比几十年前高了很多。一方面与总人口趋势有关，另一方面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取消强制退休年龄有关。同时，经验丰富的研究者更受科研资助方的偏爱。平均来看，年龄较大的科学家对新思想的接受度较低。我和巴塔查里亚在另一项研究中分析了2000多万篇生物医学论文后发现，年轻科学家尝试新想法的概率确实更大。不过，据我所知，中国科学界未受到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科研投资快速增长始于几十年前，科研劳动力较年轻是中国科研水平能够如此快速地进入世界前列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年轻科学家探索和尝试新想法的积极性非常高。

第二个原因是人们实现突破的信念减退。创新越来越难这一观点快速地流行起来，导致人们不愿意探寻并资助大胆的新研究方向。取得突破性成果的过程可能“超时”，这是在预料之内的，但如何处理这一状况是关键。在我看来，在拥有绝对确凿的证据之前，不应相信“科研日益变难”一类的假设，因为这些假设会不可避免地自我实现。

第三个原因是社交媒体的普及。在社交媒体上，一个人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粉丝”量，发表有悖于主流共识的观点会遭到嘲笑，导致“粉丝”流失。这驱使科学家附和众议，进入“流行”的、已发展成熟的领域，而不是开展更新颖的研究。让自己变得大受欢迎的想法对科学有害，因为最有价值的科学进步常常出自多年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研究者。例如，如果一位科学家发现了某种奥秘或形成了潜力巨大的见解，但最初几乎没有同行相信，那么他只能逐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我担心社交媒体诱使年轻科学家热衷于有望令自己快速成名的话题，而放弃对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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